给残疾青少年提供更合适的教育
记者:调查表明,智力水平和残疾程度是影响残疾青少年上学的最大因素,如何保证残疾青少年受教育权利,让他们有学上?
王雁:我们国家的特殊教育的确还存在“起点低”、“底子薄”、“欠账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过去由于条件有限、重视程度不够,残疾人的入学机会比较少,他们接受教育的程度有限,但也要看到这些年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还是很快的,不能一味指责。
根据统计,我国2012年的残疾儿童的入学率就已经达到了72%。国家颁布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也要求:“到2016年,全国基本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视力、听力、智力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0%以上。”
但也要看到,特殊教育整体来讲还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短板。比如说,特教跟普教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还很大;国家东西部之间特教发展水平差异也很大;特殊教育的义务教育阶段跟学前阶段以及再往上的高等特殊教育之间发展并不平衡。还有,不同的教育对象之间也有差异,盲、聋、智障、自闭症等不同教育对象之间接受教育程度也存在不平衡。在我国,特殊教育还缺乏一套完整标准体系。因此,要让残疾青少年接受到优质均衡的教育要从多方面入手。
发展特殊教育,不能仅仅重视义务教育,还应关注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的发展,如残疾儿童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及高等教育等,更应关注残疾人的职业教育。要提高特殊教育质量,还要制定完善的标准,包括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标准等。
侯晶晶:有一部分残疾儿童没有上学,原因之一在于前期康复得不尽理想,达到义务教育学龄后,很难进入普通学校。如果特教学校离家又比较远,接送方面有困难的话,那么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就会因此失学。对于这部分学生可以开展定期的送教上门服务,辅以一些远程教育,使他们也能够实质上接受义务教育。
从国际经验来看,对于智力水平受限以及残疾程度较重的学生,要实质性地保障他们受教育的权利,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个别化教育,对他们的教育内容做一些个别的调适,这样才能让他们接受到有效的、有质量的教育。
杨泰峰:我们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由教育、发展改革、民政、财政等10个部门组成的特殊教育联席会议制度,落实相关责任,定期研究特殊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制定了全国首个省级《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及实施细则,研制《特教教师基本功标准》、《资源教室建设标准》,以标准化推动特殊教育发展规范化、优质化。提高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将师生比标准由1:3.5提高到盲校1:2、聋校1:3、培智学校1:2.5,解决了多年制约特教学校发展的瓶颈问题。提高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达到普通学生的7倍。通过这些措施,有力地维护了残疾人接受教育的权利。
记者:残疾青少年不仅要有学上,而且要上好学,而合适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哪种类型的残疾青少年更适合特殊教育?哪种类型更适合融合教育?
侯晶晶:哪种类型更适合融合教育,不能够一概而论。就以我们所熟知的海伦·凯勒的案例来说,她听力完全丧失,视力也完全丧失,作为重度双重残疾者,其自身条件似乎难以接受融合教育,但她所受的融合教育是成功的,最终毕业于哈佛大学。我国也不乏重度听障儿童在融合教育中获得学业成功的案例,因此不好一概而论。
如果放眼国际教育,可以看出融合教育是残疾人教育的总体发展方向。增建特殊教育学校的经费支出非常大,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我国特殊教育政策导向上来看,都不可能完全依靠特殊教育学校来解决残疾儿童的受教育问题,保障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如果着眼于教育为残疾青少年充分融入社会做准备,也应该说融合教育是一种大的趋势,是主流。但是,到底哪些残疾儿童适合融合教育,具体而言并不是残疾类型和教育类型的对应关系问题,而要看残疾儿童自身的适应能力和身心发展水平,还涉及学校的道德氛围、家庭教育等因素。
王雁: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就形成了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辅设特教班为主体的特殊教育发展格局。现阶段,在我国的一些地区,已经按照轻度残疾学生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中度残疾学生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为重度残疾学生提供送教上门服务的思路来安置残疾儿童少年的学习,满足他们的学习需要。
杨泰峰:北京市为了保证残疾青少年得到合适的教育,实施双学籍制度,学生具有特殊教育学校学籍和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学校学籍,从制度上保证特教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合适的教育形式。北京市高度重视随班就读工作,2013年1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随班就读工作的意见》,对完善随班就读的管理机制、资源中心建设、教师专业发展和政府责任等做出详尽规范。2013年3月,启动了“中小学融合教育行动计划”,2014年北京市推动了全市100所资源教室、60所融合教育试点学校的建设工作,让残疾学生真正有机会与普通学生一起学习。
努力改善残疾青少年就业状况
记者:残疾青年在就业方面就业率低、工资水平低,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如何通过教育改善残疾人“就业率低、工资低”的现状?
王雁:过去,对残疾人的培养过于强调技能,缺乏整体的职业适应能力的培养。比如,智障的孩子培养出来了,他可以在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收拾餐具,这个技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回家不干了呢?可能就是因为一件小事,如跟同事的关系问题,或者比如说加班让他觉得累了,然后就不干了。
因此,在职业教育培养过程当中技能当然很重要,但不要忘记了要让他们能适应职场,或者说在这个单位生存下去。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人的圈子,可能涉及的不仅仅是会按摩、能找到穴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培养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处理能力。
杨泰峰: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北京市残联采取了几方面措施:一是完善促进残疾大学生就业六项措施,在政策机制上给予保障;二是加强与人力社保部门合作,通过与全市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系统联网、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场所设置残疾人就业服务专区等途径,加大残疾人大学生就业政策宣传力度,开发残疾人大学生就业岗位;三是举办专场招聘活动,集中为残疾人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据统计,2009年至2013年,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举办了招聘会85场,吸引了200多家用人单位,平均为每名求职残疾人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5个;四是将就业困难残疾人大学生纳入就业援助重点对象,开发残疾人公益性就业岗位或社区服务岗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市场就业的残疾人大学生进行托底安置。
记者:职业教育是让残疾青少年掌握谋生技能、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但在我国特殊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不理想,如何加强残疾青少年职业教育?
王雁:据我了解,一些特殊教育学校里面已经开办职业教育部。比如像北京宣武培智学校,就有专门的智障孩子的职业教育部。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一是要考虑市场需求,另外还要考虑残疾儿童本身的特点。比如说,像智障儿童可以进行酒店服务这样的职业技能培训。而且,不同残疾程度的智障孩子,在职业的潜能预测上和相应的培养也是不一样的。
另外,特殊职业教育职业类型的选择上要足够灵活,要能迅速地与用人市场对接。现在的反应还不够机敏,似乎还存在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一提到盲生,似乎只适合盲人按摩、针灸,这从职业教育大的层面来看是不够多元的。因此,我们要考虑怎样才能更灵活、更多元,跟市场的对接和反应要敏锐。
杨泰峰:特殊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加大残疾大学生职业指导工作,提高残疾人求职能力,帮助残疾人大学生深入了解社会,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学校要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减轻用人单位安置残疾人的顾虑。北京市残联先后为18家安置聋人实习或就业的用人单位聘请手语老师,协助用人单位做好和聋人员工信息沟通与交流,帮助聋人适应就业岗位要求并最终顺利就业。邀请残疾人心理专家到初次安置残疾人大学生的企业,开展残疾人心理专题讲座,委托社会组织为新安置残疾人大学生的用人单位开展跟踪服务,让用人单位更加快速科学地了解残疾人的身心特点,降低沟通成本和管理难度,也为残疾人大学生营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帮助残疾青少年融入社会
记者:康复治疗可以有效提升残疾青少年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但调查显示,残疾青少年中仅35.0%的人接受过康复治疗服务。怎样才能让更多的残疾青少年接受康复治疗?